王岳川教授学术研究中的文化境界

时胜勋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9年，王岳川新著《当代西方美学主潮》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如果从1985年攻读文艺美学硕士算起的话，王岳川的学术研究至今已有35年，而如果从其最早的本科毕业论文算起，他的学术研究已有40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学术矢志不渝？学术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阅读王岳川。

《当代西方美学主潮》(2019)

一、西学研究的中国立场

　　王岳川在北京大学以研究“后学”而著称。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反映在思想、哲学、文化、诗学、美学等领域的西方后现代主义重要学术专著，开时代之先河。其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一发不可收拾，共同构成了王岳川的后学研究，奠定了他在中国后学领域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除了后学，现象学是王岳川的另一重要研究对象。现象学的“朝向事情本身”实际上构成王岳川学术研究的另一支点。王岳川醉心于现象学多年，先后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现象学文论研究专著《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翻译了国内第一部现象学文论专著《文艺现象学》。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

　　后学、现象学研究之后，王岳川还追求一种整体的文化视野，试图对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诗学思潮做出体系性与理论性的说明。《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一书正是这一体现。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首次提出“哲性诗学”这一崭新概念，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诗学发生的当代哲学语境和文化场域之中，这种现场感与时代感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如果说后学研究与现象学研究是王岳川得以确立其在中国文论界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其写于1985-1988年的《艺术本体论》就是王岳川的早期学术奠基之作，其文字之优雅纯美，思想之鞭辟入里，十分耐人寻味。本体论方法的引入打开了新的问题视野，王岳川的《艺术本体论》也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艺术本体论的著作。

　　进入新世纪，王岳川的西学研究也并未结束。2008年，王岳川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出版，将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全书最重要的方法论是流派化、人文化和对话化，直观立体地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复杂多姿的思想风貌和人文景观，同时又以东方学者的入思态度对西方文论的是是非非做出自己的清晰客观的评价。2019年，王岳川著《当代西方美学主潮》出版，对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后殖民主义美学、文化理论与美学、生态主义美学六大美学思潮进行系统呈现，是其长期西学研究的筛选与整合，并表现了西学研究“中国化”的价值诉求：“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王岳川将西学研究真正融入到本国文化思考之中。

　　后学、现象学、本体论与西学中国化是王岳川西学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由于对西学方法论视野的重视，使得王岳川既能深入西学内部，又能超越西学，而进入对东方问题与人类问题的充分关注。王岳川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坚持寻求全球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出路，研究后殖民主义，是要超越后殖民主义，强调一种“后东方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这一切均可见出其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清醒的思想自律与文化自觉。

二、经史子集的国学阐扬

　　如果说西学是王岳川的一翼的话，那么另一翼就是国学，这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回溯与重建。王岳川的国学研究主要围绕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问展开。

　　作为文艺理论家，集部是其专业领域。王岳川的集部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体现了出来。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杜甫诗歌意境美》，率先用美学（意境论）的方法进行研究。王岳川1985年参与三卷本《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和三卷本《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的资料梳理出版工作，对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研究与体会，也奠定了他日后古代美学与文论研究基础。

　　在子部，道家研究是王岳川学术研究的重点。王岳川的《老子》研究已经获得了中日两国学界的认可。他在日本金泽大学研究、讲授《老子》，并发表近三万言的日文长篇论文《老子的“道”中心主义》，被认为是日本研究老子的经典。而他对《庄子》的研究也不乏精深，在北大高研班多次讲授《庄子》。子部的艺术类，王岳川也用功甚多。1993年，王岳川与金开诚主编的250万字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将书法与文化紧密相连。同时，他还在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栏目中担任《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等专栏的专家级撰稿人与主讲人，深入浅出地呈现以书、画、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与魅力，充分展示了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深厚造诣与敏锐眼光。

　　在史部，王岳川虽然并没有出版和发表类似的著述，但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历史文献资料，尤其对三国史、人口史、边疆史、中外交通史、经济史等有敏锐把握并加以运用，使其学术研究具有历史的厚重性。王岳川还对地理学怀有少见的热情，其中国西部文明研究、西南地理研究、东北亚地缘文明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等别开生面，他的“中国两河文明”说、“为夜郎文化正名”说、“玄奘精神和西游因缘”研究，“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说、“西方文明受东方影响”说、“现代化东化说”、“高句丽研究”等，都是深入历史并立足当代的文化思考，具有独特的当代文化意义，不仅为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借鉴意义，还为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审视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视角。

　　王岳川对经部的造诣尤深，特别是“四书”学研究。1999年在《日本金泽大学学报》上发表三万字长篇论文《孔子“仁”学思想的意义》，引起广泛关注。在2003年出版的《发现东方》中关于孔子的研究更呈现出其经学研究的气度和规模。5年后的2008年，王岳川集数年之功的《大学中庸讲演录》一书出版。全书旁征博引，出经入史，史论结合，既有详细的学术史疏理，又有当代学者对话和中外文化互释，展现了王岳川国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大文化视野。在《大学中庸讲演录》中，王岳川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中国立场定位——反对“去中国化”和坚持中国文化世界化。王岳川国学研究中坚持中国立场，强调对生态文化、世界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

《大学中庸讲演录》(2008)

　　王岳川能够在研究西学的时候深入国学内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文化价值的选择，并且在他的言谈举止与著述行文中，国学都是其生命底色和文化身份。会通中西成为王岳川这一代坚持中国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和价值情怀。

三、为中国文化“去妖魔化”

　　东方问题并不是突然跃入王岳川的视野的，而是在他者镜像的读解与反思中逐渐浮现的，这必然涉及东方合法性、文化身份等问题。从文化高度着眼，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王岳川深刻意识到国际学术语境的变迁，即从后现代主义转向后殖民主义，国际上对文化身份的重视越来越突出。在西方享有盛名的东方主义研究大家赛义德对真正的东方——远东着墨甚少，这使得东方遭遇自我身份的表征危机，它在国际文化中的缺席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世界文化生态。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其缺席不仅是历史的——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长期就被污名化，也是现实的——中国文化处于政治、社会、国际文化交流的边缘状态。20世纪中后期以来，日本、韩国等相继崛起，东方文化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南亚大国的印度也在争夺东方文化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加之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影响，可以说，中国在东方地缘文明中的处境并不乐观。1990年代以来，王岳川就关注中国文化身份问题，著有《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等书，加以阐发。经过长期思考，王岳川在2002年首次较为系统阐述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两大文化理念，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摆上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议事日程。2003年，《发现东方》一书的正式出版，更标志着王岳川关于中国文化战略思想的系统展现，2011年出版了《发现东方》修订版以及《文化输出》，进一步系统化自己的思考。

《发现东方》修订版(2011)

《文化输出》(2011)

　　在王岳川看来，发现东方是要发现东方有意义、有价值的而被遮蔽、被废黜、被妖魔化的文化精神和生命血脉。发现东方不是简单复兴东方，而是再造中国文化新形象、新气象与新精神，为中国文化正名。东方的“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生生之谓易”、“道法自然”、“道不远人”、“天人合一”、“修齐治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人类关系的独到看法都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性安排与社会文化安排，在当代世界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2009）、《文化战略》（2010）、《大国文化复兴》(2017)

　　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浩大工程中，发现和输出东方书法文化尤其独特。书法以极简的黑白二色而能穷极天地万物，其生命的飞动性使得书法成为东方哲学的集中体现，是西方所无的独一门中国艺术。在此，书法必然成为文化的书法，它不可能只在所谓的美术中讨生活。王岳川在书法文化领域不仅有自己成系统的书法研究论著，还于工作之余，玩味书法，不以书法家自居，而是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

四、知行合一的文化担当

　　在王岳川看来，要读万卷书，必行万里路；既要做理论研究，又要做文化建设。这深刻体现了王岳川的“知行合一”的人生原则。作为实践家的王岳川不仅在文学研究上成就斐然，还在书法、篆刻、绘画、舞蹈、音乐、电影、电视、传媒、大众文化与当代艺术等方面有着相当的理解和研究。他有着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艺术成就，在二胡、钢琴、书法篆刻、国画等方面，有相当的造诣。其出色的演讲才能也令人惊叹，他还是富有成效的学术组织活动家，并且自觉担当着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默默实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忘我的中国士大夫文化信念。

《季羡林评传》(2016)

　　王岳川用实际行动切切实实地推动着中国文论、文化研究及其世界化进程。在1996年至2000年，王岳川主编了一套60卷本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大型丛书。1998年至2000年，他主编了一套9卷本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2005年，他还参与主编了“文艺学前沿研究丛书”。2016年，为进一步落实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战略，王岳川策划主编了10卷本的“中国当代文论家、美学家评传丛书”，并撰写《季羡林评传》，系统稳步地向世界推进中国20世纪的文论大家和美学大家。此外，王岳川还主编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媒介哲学》《西方艺术精神》《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力所能及地为推进中西文化对话与当代中国文论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王岳川还经季羡林先生授权主编了4卷本的《季羡林学术精粹》，集中呈现了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的重要学术成就。

《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

　　在书法文化活动方面，王岳川与金开诚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已被韩国等国家认为是“书法的圣经”，其全面性、权威性、经典性日益获得国际化的认可。在季羡林等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他推动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上接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建立的“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以“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为方针，倾力推动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为此他辛勤地投入到书法研究生、名师班的教学工作，主编“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6种），其中他撰写或主编的有《书法身份》《书法文化精神》《中外书法名家讲演录》（上下），主编集刊《文化书法》数期，主编百万字《文化书法美学立场 论文集》等理论著作，以及《简明书法史教程》等中小学书法教材6种，推进北大书法所师生国内外书法展，奔走各国传播国学与书法，还主编“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生班作品精选集”（第1辑10种、第2辑10种）以及7届高研班、名师班结业作品集，其不断地推出书法新秀尤显师者担当与长者风范。

　　尽管主编、策划、组织等活动费时费力，但这种“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意识正说明，王岳川超越一己之学术，而将学术、思想、文化作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努力开拓崭新的学术空间，使得他很少有时间过一天悠闲的生活，满脑子都是中国文化的明天。选择了一种充实的生活就不得不拒绝一种匮乏的生活。因为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太丰富了，学者选择了学术就难以太丰富地拥有这个感性世界，不过他却可以通过思想的穿透性把握这个世界的意义，并力求赋予这个世界以某些新的意义。”

五、君子不器的境界追求

　　王岳川的学术研究是富有前沿意义的，这一点为学界所公认，而他将学术视为生命，也并不为过。生于1955年的王岳川，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作为这一届大学生，他有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相比如今的大学生，他们曾经的疯狂与热望似乎已成绝响。1982年1月大学毕业之时，26岁的王岳川就以9万字的长篇毕业论文《杜甫诗歌意境美》出色地完成了大学学业，而更令人感动的是，6年后他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时候，其毕业论文《艺术本体论研究》初稿总字数已25万字。仅就其数量而言，就足以表明王岳川对学术怀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热情。虽然数量不代表一切，但是他坚信，伟大的学术成就必然是由数量作为台基的。因为金字塔没有宽阔的底座就无法保证它的高度，故尔王岳川也不愿做那种“一本书主义”的所谓专家。

　　王岳川以优秀成绩留北大任教后，仍以巨大的生命热情投入到前沿学术探险中去。在北京大学他曾被人称为学术上的“拼命三郎”。然而，“拼命三郎”的代价是：1994年7月，王岳川为200多万字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辑校订工作而日夜忙碌焚膏继晷，由于劳累过度而持续一周高烧几乎丢了性命。可以想见，让他如此拼命的正是因为有他“高山仰止”的学术，也有他“游心太玄”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王岳川既具有智者的慧眼，又具有美学家的童心。正是超强的勤奋忘我与诗意的文化情怀，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带着这份诚意，王岳川在学术文化的道路上笔耕不辍，身体力行，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其大要而言，有十个方面：

  其一，西学方面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文论研究，这是开拓性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

  其二，国学《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研究，强调东方生态文化的国学新价值。

  其三，提出新观念：“发现东方”，在20世纪末预判了全球性文化新趋势。

  其四，提出新实践：“文化输出”，让被遮蔽的“东方”重新被世界认识。

  其五，创立书法流派：“文化书法”，倡导回归经典走进魏晋的大雅之美。

  其六，最早提出：“守正创新”，挖掘大国书法形象重塑的深层动力。

  其七，最早提出：“正大气象”，探讨中国崛起与重铸书法文化品格。

  其八，提出：“再中国化”，反思和批判“妖魔化中国”，推进“再中国化”的辉煌。

  其九，提出：“太空文明”，预判了超越海洋文明的未来新文明。

  其十，“中国文化世界化”，探索大国文化复兴的和谐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必然。

　　王岳川是书斋型的学者，耐得住寂寞，坐得冷板凳，经年累月地在夜阑人静之时艰辛地从事着思想分泌的工作。同时他也是实践型的学者，不断提出新观点新看法并积极落实。他积极践行，不辞辛劳地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电视台等机构与场合进行数百场学术演讲报告。这种“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人生形象曾感动过无数人。王岳川是将学问、文化、艺术与人生合在一起的，通过不断将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的理解传达出去，希冀成为整个民族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声音，进而为整个世界文化生态的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展开书稿，王岳川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笔耕不辍；走进教室，他又是一位宽容的老师，甘为人梯。王岳川强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对学生要求既严格又宽容。从1993年初仅37岁就破格晋升为正教授，25年来，培养的博士、硕士、访问学者等百余人，不少都成长为学界骨干。每一篇学位论文上都留下了他鞭辟入里的批语和细致入微的修改建议，使学生茅塞顿开又感动莫名。王岳川先生引领学生们走向学术之途，敬畏学术，敬畏思想，在思想偏激时给予及时的引导，在学术陷入困境时又以犀利的思想激励其前进，有了学术成果时，又会由衷地为之高兴，他无私地将自己的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使人感受到师恩的伟岸，他还将“细节决定成败”的原则教给学生，使大家体悟到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和“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他嫉恶如仇，一身正气，又全无私念。这种言传身教，春风化雨，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为一位成就卓然的当代理论家，一位具有前沿拓展意识的著名学者，王岳川的学术并非固定在某一领域，而是不断扩大、回旋往复，他跨越多个研究领域，其多才多艺也为人所称赞，并且还奔走于社会文化实践领域，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大文化景观与深厚的人文价值关怀。说王岳川是个才子，显然是不准确的，他是一个少有的具有传统意味的文人——有才情，有思想，有文化，有天下。

　　孔子说：“君子不器”。朱熹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可见，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多才多艺，甚至是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久违的东方文化境界追求，它虽然飘逝已久，但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王岳川教授简介

  王岳川，男，汉族，1955年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原籍重庆合川市。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高等教育书法分会常务副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