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驰未负平生志——徐悲鸿与周恩来的莫逆之交

刘 名

徐悲鸿与周恩来在法国相遇相识场面，是一幅让无数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面。

1921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到巴黎拉雪兹墓地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凭吊死难烈士，恰巧与在这里写生的徐悲鸿相遇，两个同样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殊途同归，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而更巧的是，周恩来在巴黎租住的公寓与徐悲鸿所租公寓正好是同一条街的斜对面，这对江苏“老乡”在巴黎结下了深后的情谊，这种情谊延至一生。一人从艺，一人从政，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的地位。

周恩来十分赏识徐悲鸿的绘画造诣，同时更是敬重徐悲鸿用如椽画笔在民族危亡之际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爱国情怀。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变。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我国东北，东三省沦陷，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徐悲鸿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情不以言表，他给自己的住宅起名《危巢》，并作《危巢小记》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又曰：“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院。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者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又给书斋悬挂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用画笔呐喊，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的巨幅油画《徯我后》，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了沦陷区百姓不堪日寇摧残，盼望正义之师的到来的渴望，表达了“还我山河”的殷切期待。故事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商汤带兵去讨伐，受苦受难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来。于是便说“傒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圣君，他到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周恩来很喜欢这幅画，高度赞扬徐悲鸿将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笔触落到了中国的“人”与“人生”上，落到了国家的命运上，为中国画开启了“大画”的先河。在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展上，周总理很仔细地欣赏了徐悲鸿的每一幅画作，还特意站在《徯我后》这幅画前面，给在场的人们讲解了这幅画创作的时代背景、所寓含的深意及画家可贵的家国情怀。

徐悲鸿一生十分推崇鲁迅，他曾亲笔誉录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贴在国立北平艺专学校教学楼的大厅内，后又亲笔录写作为座右铭一直挂于自家书房中，与自己朝夕相伴，时时自励。这与徐悲鸿早年南京傅厚岗居所“危巢”中悬挂的字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前后相应，既是他“出污泥而不染”的执拗个性的写照，也是他“襟怀孺子牛”的宽阔胸怀表白。周恩来曾站在这副对联前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

1938年，徐悲鸿曾满怀壮志从重庆跑到武昌，投身在周恩来领导下，郭沫若主持的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的抗战工作。却不成想，在政治部主任陈诚的衙门口倍受冷遇，激愤之下拂袖而去。然而愤然离去的徐悲鸿，其投身抗战的激情并未消退，也从未脱离抗战救亡的洪流，他对于田汉主持的三厅六处艺术处，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和谋划，同时还推荐吴作人、陈晓南等画家去找田汉，组成战地写生团，奔赴台儿庄前线战地作画。而他以自己的方式，本着一颗爱国之心，创作了不少表现抗战内容的艺术作品，去南洋举办义筹画展，将全部画款捐献给国内因日寇入侵而流亡的难民和为守土壮烈牺牲的烈士遗孤。试想，假如没有陈诚这个意外挫折，在三厅，徐悲鸿周围会形成包括王式廓、力群、王琦、李可染、卢鸿基等人在内的新的艺术圈，会创作不少直接表现抗战内容的作品，呈现在当代艺术史上的会是又一种面貌。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徐悲鸿的生活和工作。1945年春，徐悲鸿因高血压和肾炎缠绵病榻，周恩来派郭沫若前往磐溪探望，并给徐悲鸿捎去延安的小米和红枣。徐悲鸿大受感动和鼓舞。病中的徐悲鸿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和许多文化名人一样，渴望中国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他不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毅然在周恩来嘱托郭沫若起草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震怒，一边用各种手段迫使签名者声明反汗，一边派政府高官，时任中国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前来游说威胁，徐悲鸿不为所动，义正言辞地说：“君子有所守，人各有志。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自有选择。为了该做的事，生命也可以付出。而且人总应该明辨是非，推崇真理，生命固属可贵，但古今中外，不少人为了卫护真理而流血牺牲，我敬重这种品德，至于你们搞得那一套尽是欺骗……”之后，徐悲鸿对当时解放区青年木刻家古元同志的作品公开著文给予高度评价。

1946年徐悲鸿赴北平艺专任校长之职，途经上海，在郭沫若家见到了周总理。当时国共谈判已濒临破裂，许多人认为北方很不安稳，作为画家，徐悲鸿应该留在国民党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南京，但周恩来却鼓励徐悲鸿去北京，并嘱托他要保护好国统区的美术事来，要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

周恩来的话给了徐悲鸿很大的鼓舞。为了办好北平艺专，到任后的徐悲鸿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广罗艺术人才，聘用了许多思想进步，有教学能力的画家任教，调整教学思路，明确表示“……将前往北平接办（日伪的）北平艺专。余决意将该校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并已约叶浅予、庞薫琴、李桦诸先来来校任教……”，他公开发表见解说：“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将暗无光彩。”他所主张的要把北平艺专办成“左”的学校，其意旨就是要民主、要进步、艺术上遵循现实主义。这与北平艺专的国民党训导处主旨相悖，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学校操纵了好几起“倒徐运动”，攻击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中国艺术”，徐悲鸿挺身而出，傲骨凛然，直面非议，进行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国画论战”。中国画何去何从，需不需革新，徐悲鸿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他画马题句：“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洪荒有尽头”。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北平，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且用专机将北平文化界的部分著名人士撤往南京。当时徐悲鸿本人及他所掌管的北平艺术都是在南迁名单之内，田汉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派遣，秘密从解放区来到北平，嘱咐徐悲鸿要留在北平，保护好学校，迎接解放。并让徐悲鸿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动员一切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徐悲鸿的抉择是坚定的，像所有渴望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表示本人决不离开北平艺专，北平艺专也绝不南迁。此外还动员齐白石等人留在北平，留在一个虽然未知但充满无限可能的历史进程中。此外他还筹组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同当时国民党的美术会相对立，亲任会长，团结了相当广泛的进步美术工作者，举办画展，出版刊物，进行社会艺术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9年1月中旬，平津战役打响，困守北平的傅作义已陷入包围之中，是战是和，他犹豫不绝，于是便邀请了北平的社会贤达和学者名流召开了学术界人士会议，征求北平何去何从的意见。为了使古老的北平城免于战火的摧毁，徐悲鸿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会上第一个发言:“北平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古都，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是军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毁坏，也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伤，我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不战才可以保存这个名城。”徐悲鸿铿锵有力的发言立即得到在座有识之士的支持，北平最终和平解放。徐悲鸿以高涨的情绪，画了一匹奔马，借马舒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在一次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周总理紧握徐悲鸿的手，语重心长地询问老友的健康，询问美术界的情况，他说：“你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解放，你在美术界的影响很大，希望你继续做更多的工作，也要好好的注意健康！”并说“你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也吸收了西画有技法，融汇中西，使它和民族绘画相结合，别出新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还说他很喜欢徐悲鸿创作的国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说它代表当时重庆政治气氛，反映了时

代的脉搏。

1949年3月，“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召开，周恩来亲点徐悲鸿作为新中国代表之一参加和平大会。会中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各国代表为中国人的伟大胜利欢呼，整个会场一片欢腾，徐悲鸿激动不已，当场掏出速写本，把这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定格在纸上。回国后，徐悲鸿立即走笔挥墨，创作了一幅立轴彩墨画《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展现了中国人对民族和平的渴望与扬眉吐气。

1949年6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徐悲鸿是与会代表之一。会议讨论拟定国歌方案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有代表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太合时宜，周总理却很认同徐悲鸿的提议，认为我们要居安思危，这个歌词不能改，要是一改的话，就没有当时革命历史的意味了。就拿法国《马赛曲》来讲，它也是讲过去的历史。最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同意了徐悲鸿的提义，后来在中国民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提案。

1949年7月，徐悲鸿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周恩来总理颁布委任状，任徐悲鸿为第一作院长。徐悲鸿书写《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献词辞》，并在典礼上致辞道：“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光荣，最愉快的一天，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美术教育事业竭尽余力。”一个一辈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的画，终于在晚年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而感动的老泪纵横。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精神十分振新，创作热情高涨，他不顾身体虚弱，在美术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做出卓越的贡献，他拎着画箱，走到人民群中间，用画笔理解文艺新对象，画《毛主席在人民中间》、《鲁迅与瞿秋白》，画战斗英雄，画劳动模仿，他要画出新进代的《愚公移山》。周恩来很关心徐悲鸿的身体，多次探望，并与他探讨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创作，并说《毛主席在人民中》这幅画构很好。

1952年徐悲鸿从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回来后，构思描绘水利工程的油画，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周恩来指示医院尽力抢救，要挑最好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病中的徐悲鸿为抗美援朝的战士画奔马，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使前线战士深受鼓舞。

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徐悲鸿主持会议，周总理亲临会场做了讲话。其间周总理与徐悲鸿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徐悲鸿向周总理会报了新中国美术界的情况，国画的发展、继承及借鉴问题，周总理高兴地说：“一切艺术都应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没有生命了。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优点，会更加丰富。”徐悲鸿与在场的近千名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很受鼓舞，非常兴奋。徐悲鸿太累了，当晚在欢迎波兰代表团的宴会上猝然倒下。1953年9月26日逝世。

周恩来赶到医院和徐悲鸿的遗体告别，他久久地注视着徐悲鸿，他悲痛地说“为什么让他带病从早到晚开会？为什么？徐悲鸿的死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他对廖静文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并嘱咐文化部长周扬，代表自己守候徐悲鸿遗体入殓。

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展在中山公园开展，国事繁忙的周恩来亲自参观，他站在徐悲鸿誉录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并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年9月26日，在徐悲鸿逝世一周年之际，文化部以徐悲鸿北京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为馆址，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亲笔题写“悲鸿故居”匾额，郭沫若题写“徐悲鸿纪念馆”馆名。

1957年5月14日，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致辞上，谈到继承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时，周总理说：徐悲鸿的中国画，能融合中西，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范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并称誉徐悲鸿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

1966年，怀疑一切、冲击一切、打到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已经故去的徐悲鸿也未能幸免，徐悲鸿墓碑被砸，徐悲鸿纪念馆也受到强烈冲击，馆里所藏画作也危在旦夕。廖静文馆长写信向周恩来求助，周恩来见信后立即指示，连夜晚将徐悲鸿纪念馆文物搬运到故宫博物院严加看管，徐悲鸿的心血与国家的财富才得以保护！

1967年，北京修建地铁，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来周总理知道后，曾惋惜地说：“拆悲鸿故居我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地铁可以改道嘛，悲鸿故居不应该拆掉。”1973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下，徐悲鸿纪念馆恢复重建，后来周总理在病危住院时，还在询问恢复纪念馆的工作落实的怎样。

在周恩来纪念馆留言薄上，有一段最长的感言，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所写：“肝胆忘生死，精神贯古今。周恩来总理是悲鸿和我的恩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烧悲鸿的作品和收藏，并三次将我痛打以至昏迷不醒，是周总理派人将悲鸿的作品和收藏全部运走保护起来，至今一件都不少。又派人将我接到中央办公厅宿舍保护下来，如果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们全家（包括悲鸿的子女和孙辈）都要牢记这分恩情，徐家子子孙孙都永远不会遗忘。我已八十八岁，今天来凭吊周总理，既感恩，也难过。就我所知，怀着同样感情的人很多很多。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而不会遗忘的！”

风雨过客，往事尽成尘迹；笔墨千秋，淋漓人间浓情。正如廖静文所言，“肝胆忘生死，精神贯古今”，这就是徐悲鸿与周恩来总理的莫逆之交。

                      刘名：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