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日（三月三日），王羲之五十岁时所书。《兰亭序》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十分完美。全幅无法而有法，点画情趣盎然，心手相应，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是王羲之书法成熟时期的神来之笔。然而，这件杰作却屡屡被“疑古”质疑，值得重释。
（一） 《兰亭》真伪 历史考辨
历史上怀疑《兰亭序》存在的事件从来没有停止过。
清代金石家阮元曾经怀疑过《兰亭序》书法风格“为唐人改钩、伪托”。清代学者包世臣认为：《兰亭序》字迹与王羲之“字势雄强”不同。清代赵之谦甚至别出心裁地认为：“二王”法书以及《兰亭序》皆为唐太宗所书。清朝李文田更是三疑《兰亭序》：一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因东晋书法与汉魏隶书相似；二疑《世说新语》载，王羲之是拟石祟《金谷序》作《临河序》。三疑“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而《兰亭序》却比《临河序》原文多出百余字。
现今一些学者坚持民国时期“疑古派”之风，指认《兰亭序》为伪。1965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兰亭序》为伪，否定了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在全国书法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学者高二适率先发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批评郭沫若的“依托说”，强调《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事实。当时一大批文人学者诸如宗白华、徐森玉、启功、史树青、章士到、商承祚等加入辨伪正反双方争论。
现今有人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非常喜欢书法，收集了王羲之很多作品，但没有著名的《兰亭序》，让人怀疑它当时是否存在。此说不妥。同理：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而且，孟子也未提到《易经》，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经》、《孟子》是伪作甚至不存在。其实，在我看来，王羲之写完《兰亭序》后，交给他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密不示人。直到唐太宗时代才从王羲之第七代孙王法极（智永和尚）的徒弟辩才手上骗取，广临摹数本，方为人知。既然200年王氏家族秘藏，梁武帝再怎么喜爱王羲之书法，自然也是无法见到《兰亭序》的。
还有人认为：武则天得到王家诸真迹《万岁通天帖》，欣喜无比，于武成殿召集群臣，出示书法真迹，遍示众臣。而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却没有任何记载，以此来反证唐太宗没有见到《兰亭序》，或王羲之《兰亭序》根本不存在。
我认为，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宰相王方庆献出他祖上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珣、王志、王褒等——王家一门二十八人的墨迹珍本《万岁通天帖》十卷给武则天。武则天命朝廷善书者以双勾填墨製本后，派人将王家的那些墨宝用珍贵的绢重新装裱，用紫檀锦盒、金玉镶嵌物归还给王家。
而与此不同的是，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并非王家后人主动献上，而是用了一些不可描述的手段，既然来路不明而取之，当有失帝王身份，因而只能密藏而难以广为示人。我进而想到，当时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奉旨临摹《兰亭序》，极其恭敬，书写精致，出神入化。而作为书法大家和鉴定家的褚遂良奉旨临摹《兰亭序》，心细如发，笔笔精彩，直逼原作。这些“观千剑而识器”唐初大书法家日夜把玩历代精品，竟然没有千年之后看拙劣印刷品长大的诸位清楚《兰亭序》的真伪？这难道不是对古人眼光智慧的无视么？
近来又有人认为：《兰亭序》与王羲之其他书法风格不类，认为“二王”书法走的是阳刚一路，兰亭序媚而无骨，且文章里有同时代四位皇帝的名讳，还有王导的字讳，宰相王导字茂弘，是王羲之的伯父。王羲之怎么会乱用当时皇帝和长辈的名讳。此论似乎剥夺了王羲之《兰亭序》的著作权。
对这些问题我的想法如次：说《兰亭序》“媚而无骨”恐非书法中人之见，而是偏见，因为《兰亭序》稍微高清明鉴，即可见其力敌万钧之势。至于兰亭论辩中有人说东晋人只能写“二爨”类的说法，实属井蛙之见。可以看看考古铁证：安徽亳县出土的东汉墓砖上，刻有大量的楷书行书字迹，表明东汉时代楷行书已经成熟。在其200年后的东晋，王羲之用“行书”写《兰亭序》，我认为没有历史误区和任何不妥。
至于避讳问题，中国各朝各代差别较大。陈垣在《史讳举例》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中应该加上“弱于三国两晋”，因为三国时期，战乱频繁，避讳制度发展迟滞。而东晋更为特殊，当时偏安一隅，新皇帝的合法性不强，战争频仍，避讳风气松懈。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渡江之后司马睿虽然成为东晋皇帝晋元帝，但是王氏家族门阀权力很大，甚至可以说，东晋立国后，国家朝政大权旁落，国家由王导掌控在门阀制度下。加之在生命朝不虑夕的东晋，文人更是喜欢打破避讳传统，忌讳已不太严格。比如：东晋王羲之儿媳妇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为长子取名竟然叫王蕴之，大抵说明王羲之时代避讳松弛的现实状态。后人不宜抹平历史的特殊性真实性为好。
当然，对否定《兰亭序》文章和作品存在的“疑古派”颇为不利的是：有不少文献和出土文物，不仅证明了作为文章的《兰亭序》存在的真实性，而且正在不断证明作为书法的《兰亭序》的真实存在。
历史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到《兰亭序》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大抵是指《兰亭》文章。《世说新语·企羡篇第三》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最早全文录入《兰亭序》文章的是《晋书·王羲之传》。初唐房玄龄《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然后录入《兰亭》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和《晋书》所记《兰亭序》指的是《兰亭》文章，因为《兰亭序》书法被王羲之授于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代代相传七代之远且秘不示人，人们当然难见真面目，只好重其文献中的《兰亭序》文章。
唐天宝初的史官刘餗在《隋唐嘉话·王右军兰亭》全面叙述《兰亭序》书法真迹流传的事迹：“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唐玄宗时代的何延之《兰亭记》，描述了“萧翼智赚兰亭”，已经为人周知，不再引述。不过元代刘有定《衍极》注、明代宋濂《跋<西台御史萧翼赚兰亭图>后》、清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都强调为唐太宗获得《兰亭序》的是欧阳询，而不是萧翼。
其后涉及《兰亭序》或者记载《兰亭序》真迹的文献，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南唐书》、郑文宝《江南余载》、《南唐旧事》、元郑杓《衍极》。可谓记录有序，不容断然否定。
清康熙年间(1694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十二卷。收录先秦至明代散文、骈文精品二百二十二篇，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兰亭序》全文收入，足见其文化之重量。
当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文哲学精选（英汉对照本）》全文录入并英译《兰亭序》，远播世界各国，在全世界影响日显。而书法界和文化界学习、临摹《兰亭序》蔚然成风，有目共睹。
考古材料更有新的发现：敦煌唐代临本《兰亭序》为和田出土的写本纸面撮皱，与和田出土文书的外貌比较接近，专家判定其为和田出土文书。据文献考证唐代有人已经将《兰亭序》摹本或拓本传出宫外，民间争相传习临摹。王公大臣得其方便可以临习水平最高的宫中临摹“神品”，而民间则只能临摹“临品的临品”。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陆续从敦煌写本中，找到若干《兰亭序》的抄本，获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阗地区的《兰亭序》写本。各地出土民间《兰亭序》写本目前所知者已有十余件。而俄国藏的一件《兰亭序》转行与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于宫廷摹本的原貌，较敦煌民间临本更胜一筹。
以上历史正在证明：《兰亭序》无论是文章还是书法，要“疑古派”文化自卑式地断然否定，在新世纪文化自信时代已然不可能了。最为妥当的态度是不再是好吸引眼球的“疑古”，也不是一味虔信的“信古”，而是理性辨析的“释古”。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为上。
（二） 兰亭诗序 乐中含悲
每年的春季上巳日（三月三日），古人到水边修袚褉，洗濯去垢，消除不祥，去掉自己一隆冬的悔气，然后去踏春称为“祓禊”。《论语·先进》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赞美了这种徜徉于山水之间，使胸襟敞开，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谐。
王羲之作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邀请谢安、谢万、孙绰等41位名士王羲之与友人爱子共42人，宴集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祓禊”之礼——在曲水流觞中，饮酒作诗。其中前余姚县令，东阳太守等15人，因为不能赋诗，被罚酒各三斗，其他26人得诗37首，还有16人没写出来，其中包括他的小儿10岁的王献之，写不出来的结果是罚酒。
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诗写成了，酒也微醺，诗集需抄录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为诗集作序，记录兰亭雅集盛会。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兰亭序》。
《兰亭序》中记叙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雅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之后，笔锋一转，集中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体现了晋人精神解放的自由之美与悲怆之情。在那精英荟萃的氛围中，在遒媚劲健的笔划中，可以体会到那宇宙般深沉的悲情和王羲之“放浪形骸”的生命美境界。
众位诗人诗中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从山水中体悟玄理，关涉道家思想十分显见。如王羲之“相与无相与，形骸自脱落”，谢安“万殊混一象”，孙统“罔悟玄同”，王凝之“庄浪濠津”，王彬之“得意岂在鱼”，王徽之“先师有冥藏”，庾友“冥然玄会”，虞说“行浪濠粱间”，孙嗣“临流想奇庄”，曹华“解结遨濠粱”等。天、地、人合一，王羲之和众位贤者心无旁骛，不为世俗凡、功名利禄所扰，无欲无求、物我两忘。心中生出回归自然，远离繁琐尘嚣愿景。
郭沫若认为：兰亭前喜后悲，与当时气氛不和。其实，在大量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王羲之“痛哉”、“悲夫”的生活情景是真实的。《兰亭序》后半段文章，其中年和晚年生活的艰辛，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史实，发出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实在是对生命的飘逝的无奈和对生命存在的无限留念。这方面还可参看王羲之《丧乱帖》、《干呕帖》等。因此，魏晋文人“雅集“痛悲”有几个深层文化背景问题，值得申说。
第一，雅集为什么选择在“兰亭”。兰亭位于山阴县西南二十余里处的兰渚山下，位于兰渚湖畔。《越绝书》记载：兰亭最早是越王勾践种兰的地方，汉代设驿亭故名“兰亭”。兰，就是兰花，亭，古代三十里为一亭。兰亭象征了孔子曾经赞美：“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他还将兰称之为“王者之香”——兰花生于幽谷，不为任何人而开，只为自己开，这是一个文人了不起的高洁品格。在这么一个兰花盛开的地方做兰亭雅集，是一次诗歌的和书法的双重精神超迈盛会，而组织者就是王羲之和谢安。
第二，为什么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春日融融的兰亭，众人写的诗和王羲之诗和序却有浓厚的“生命朝露，去日苦多”的揪心叹息？王羲之刚刚咏出“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转瞬又吟诗“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把残酷的现实生活审美化——因为人生苦短，现实战乱，所以这种魏晋风度包含有双重性。宗白华认为魏晋是最惨烈、最血腥的一个时代，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的人均寿命30岁，朝不虑夕去日苦多。西晋“竹林七贤“表面潇洒，啸傲山林，欢娱泉下，蔑视礼法，隔离世俗。其后大多为司马朝廷所不容，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锒铛入狱，闹市被杀；阮籍绝望之际，“穷途而哭”；刘伶长醉不醒，饮酒自戕；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他们内心都充满死亡的恐惧。
第三，魏晋人深切的痛苦尤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可以看看人口史料，公元156年，中国人的人口有五千零八十万，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到了208年战乱，人口锐减到一百九十万，损失接近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到王羲之即将出生的公元303年之前的291年，经过“八王之乱”之时，当时人口已不足百万。战争频仍，朝不保夕，所以魏晋时期些文人感到生命脆弱之极，犹如朝露，瞬间明灭。魏晋人表面行为的旷达，而骨子里面不乏恐惧悲慨。
（三） 内容精深 生命哲思
一般人看《兰亭序》仅仅看成是一件书法作品，而没有深究其背后的文字哲思含义，实在是有“过宝山空手而回”之憾。事实上，历代典籍对《兰亭序》的记载，主要分为文章内容记载，和书法作品记载。我认为，《兰亭序》文章内容真实性毋庸怀疑。相反，其厚重的内容是解释王羲之精神世界的钥匙，需要深度阐释。
“修禊事也”，这个“禊”是什么意思呢，是衭禊，衭就是去掉，禊就是用水把一些污泥浊水、俗气病气冲洗掉的意思。这我想稍微补充一下，“水”具有重要的人格象征意义。孔子说：“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水还是时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还是洁净，“质本洁来还洁去”。
“俯仰”这一哲学关键词在《兰亭序》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里呈现的王羲之的廓大的空间观；第二次“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呈现王羲之的生命时间观；第三次“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看人生苦短而无奈！于是从第一次“俯仰”之后，王羲之发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齿灵痛心之浩叹……
“乐——痛——悲”成为《兰亭序》一文的内在精神延伸。前面部分王羲之处身良辰美景中，仰观山川壮丽，感受到的生命状态是“可乐也”；转过几行瞬间变成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痛哉”！最后，层层深入，直逼人生的终极——“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铸就深入灵肉的惨痛——“悲夫”！
王羲之这一无限深入的生命思考代表了中国哲学的魏晋高度，这一哲学在《古诗十九首》中表述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长苦夜短，何不秉烛游”。在西晋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中表征为哲学性的“俯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送远去的归鸿之幽远，手挥古琴五弦之幽深，俯仰天地宇宙幽广，心游到宇宙无穷的太空之巅。将渺小的自我和浩渺的宇宙完全合一，构成了魏晋风度、魏晋哲学、魏晋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正如王夫之所说：“有形发未形，无形君有形”。
《兰亭序》的哲学观表达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望苍天感受宇宙苍穹之浩瀚，成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弦外之音；“俯察品类之盛”，俯瞰苍茫大地——看整个生养死葬的大地的磅礴生机欣欣向荣。“游目骋怀”，“游”是三百六十度的环视观照，“骋怀”把生命隆冬的俗闷之气在大自然中发散出来。“足以极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把视觉听觉的触觉打开。“信可乐也”，于是真是快乐！王羲之把前面的欣慰快乐和后面刺心之痛和悲，变成《兰亭序》升华出为一个“前喜后悲”的人生哲学。这是生命的哲理的提升，同时构成一篇人生哲学——王羲之的人生哲学浓缩版。
王羲之在苍凉恢宏的“空间”意象上，叠加上永恒流逝的“时间”意象，同时将个体生命无常的有限性从浩渺的宇宙时空之中抽离出来，从而形成巨大的审美反差：生命的有限性将人从永恒的时间之维中带出，而还原为一种拂之不去的人生飘逝感；个体的渺小将人从广漠无边的宇宙境界中震醒，而产生出无限大与无限小冲突中的人的不自由感。
（四） 五十感悟 生命预言
王羲之出生在公元303年，他书写《兰亭序》是353年。这一年王羲之来到了人生转折的临界点——50岁。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关键“五十而知天命”是什么意思？——人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得见前面的终点！
王羲之在五十岁的时候写下《兰亭序》，就是因为“五十知天命”，知道天永恒而人有限——五十岁而来日无多。鲁迅曾经在《过客》中写道：老人和女孩往前走，老人问：孩子前面是什么？孩子回答：爷爷，前面是鲜花。老人沉默不语。孩子说：爷爷，前面是什么？老人沉默了良久说道：前面是坟。王羲之只活了五十九岁，他写《兰亭序》离他去世只有九年，他一定不会狂傲地觉得自己要活一万岁，他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正在飘逝，所以《兰亭序》一定必然会写成一篇人生哲学：“死生亦大矣”，凝聚了孔子的思想：死和生是很大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而浩叹“痛哉”！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是对庄子的批评。庄子《齐物论》说：“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王羲之殊为珍惜生命，不同意庄子相对主义的看法。他不同意庄子死生为同一，长短寿齐一的看法，非常留念珍视生命，但流逝的生命无可挽回地飘逝，王羲之发出千古之叹息——“悲乎”！这一生命领悟，归根结底是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因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如果禀有天地之心和人性之正气，就会从苦难和痛苦的深渊中超拔出来，将生命的痛苦思考和命运敲门，转化为书法杰作《兰亭序》创作的本质直观和生命奉献！可以看到，王羲之晚景凄凉，身体多病，二孙夭命，痛切肺腑。王羲之59岁死后葬会稽剡县金庭乡瀑布山（今属浙江嵊州市）《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去世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五） 笔法结体 浑然天成
王羲之微醺中释放生命大喜大悲而书写的《兰亭序》，记录了沉醉曲水流觞一觞一咏的时空感和书法杰作生成创作的超越感。心脱离了日常的俗物恶趣，而飞入一种自由境界，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当中倾听自然的天籁，品味着诗书的雅韵，书写着自己的悲欣交集生命情怀。
这种魏晋名士的自由风韵通过微醺下书法神品，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魏晋风骨和书法神韵。宗白华说：“晋人风神不滞于物，这优美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表现他们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行草书。行草书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画，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王羲之行书代表作《兰亭序》，（图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具有一种浑然天成、洗炼含蓄的美，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字字挺拔，笔笔奔放，圆劲激越，诡异飞动，锋芒咄咄逼人，渴笔和萦带历历在目，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笔迹坚实挺拔，字势开张，疏朗空阔，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兰亭序》在形式结构上的美与内容气质的美达到完美统一。笔法线条骨力寓于姿媚之内，意匠蕴涵于自然之势。字势或正或斜，行间或左或右，气势贯注，顾盼生姿，深得自然朴拙之美。中锋起转提按，意随笔转，线条如行云流水，字体极尽变化。内擫的笔法，遒丽爽健的线条，圆融冲和的气韵，足见书家澄怀观道，心意遣笔的精神高度。线条既有骨气又能遒润，内含古质但外露英华。线条的行云流水而以形媚道，多变笔锋绞转似自然幻化而“目击道存”，众多牵丝萦带让我们心随笔转，观之使人神气洞达而心向往之。
书法结体上，字体法象与自然万象契合，表征出书家有经天纬地之才。结体自由浪漫中显出精神的洁净，结构均衡姿态潇洒中见气息的圆润灵秀。弥漫着生命情怀意绪的书写，草草眇眇，简率飘动，或连或绝。时行时止，或卧或倒。字体结构上追求笔法古茂和线条灵宕的合一，行笔平正雄健与牵丝轻盈的统一，有豪宕端正之概。
章法布局上前宽后紧，一任自然。书家在下笔的瞬间就规定了一幅字的准绳。“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全篇浑然一体，首尾相应，每划笔意顾盼，各行贯气连意，上下承接，左右照应。全篇集篆、隶、章草之法，楷草兼施，改变驻笔，破真成草，在平稳中寓险峻，相同的字皆有不同意态表现。全幅意境浑穆，神气洞达，潇洒散朗如清风明月，乐中含悲悟生命玄理。可以说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羲之酒醒后再写了十余遍，皆不及原作，可见艺术的神来之笔是不可重复的。那么，王羲之为什么其后写十多篇都没有超过原作，我想首先在于他当时的心境变了，和友人们雅集赏心乐事的环境变了，还有微醺中那种精神大解放大自由状态消失了。当王羲之有心超越昨日无心之我而有了“我执”时，往往超越变成了“有心”的追赶，背离了“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创作规律，而难以超越！
那么，《兰亭序》就完美无缺了吗？我们知道：天地都不全，所以地往东南倾。就是说西边高东边矮，水往东流。如果天地全的话，四边都是一样高，水就不流了。所以《兰亭序》也有瑕疵。
其一，有几个字可以商议。“岁在癸丑”的“癸”字写得很细，大约是王羲之微醺书写的时候，忘掉了当年年号，留下空格而后来补填上去的。
其二，“修禊事也”。左边金旁写成禾旁。应是笔误。
其三，“崇山峻岭”。书写时“嶺”少了顶上山成了领。
其四，“惠风和畅”的“惠”字，下少一提一点。
第四，“悟言一室之内”，“晤”误为悟。
第五，“怏（yàng）然自足”，有些人说是“快然”之误。我认为“怏然”也说得通。
《兰亭序》涂抹修改的地方不少，大致做些分析。
“岂不痛哉”的“痛”字，墨涂下边应是“他”字。
“每览昔人”的“每”中间一笔显得很浓，原来是“一”字。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犹”字误写成理由的“由”字。
“悲夫”下边涂抹的应是“亦可”。
“夫”字写的很粗，下边遮盖的是“也”字。
“将有感于斯文”，“文”字因为音韵学的原因，覆盖了下面的“作”。
另外还有几个涂抹，皆是瑕不掩瑜，无损书法国之瑰宝的光辉。
《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王氏家族中珍藏。到了唐代，《兰亭序》原作相传已作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兰亭序》真迹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载：唐末五代时，军阀温韬在陕西关中任节度使的七年时间里，“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唐太宗的昭陵被打开时，据说那些陪葬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真迹都在，而且“鐘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还有一说，王羲之《兰亭序》被武则天葬在了乾陵里。
唐人《兰亭序》摹本传世著名的有三帖，一是虞世南临本，一是褚遂良临本，一是冯承素摹本（响拓本）。冯本因钤有唐中宗“神龙”小印，又称“神龙本”，最能体现原作神韵。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法书》：“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通过不下数百种写本、摹本、刻本流传，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书坛。
一千多年来，在日本、韩国等流行中国书法的国家和地区，王羲之书法都受到极高赞誉，这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唐代《兰亭序》的一些临摹品到了日本，其后影响了韩国和东南亚诸国。《兰亭序》不仅对中国书法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汉字文化圈”书法发展同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很多书法，直追二王，掀起了“二王之风”。
（六）真迹无存 临作传世
二王的真迹都已一字无存，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王羲之流传较广大约有二百五十余件。“子敬…及其业成之后，神能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然时有败累，不顾疵瑕，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可谓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父子真行，固为百代之楷法”。
至于为什么二王书法真迹绝迹的原因，主要是是梁武帝萧衍见到王羲之（大王）的声名被其子王献之（小王）所掩，用皇帝话语权兴起第一波树立“大王”书圣的风潮。梁武帝萧衍派人搜访天下，得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墨迹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共一万五千纸，还留下精彩论述历史书法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精品著作。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梁武帝精心收藏的一万五千纸“二王”书法，却被他的儿子梁元帝萧绎毁于一旦。据《梁书》记载：梁元帝萧绎“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他爱书成癖，聚书宏富，建“东阁殿”收藏十四万卷藏书，其中包括梁武帝搜访天下所获二王书法墨迹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然而，公元554年，西魏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南攻江陵，团团围住在内城的梁元帝萧绎。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萧绎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令舍人高善宝将“二王”书法墨迹一万五千纸和宫中收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焚毁。随后，他便到西魏军营投降。这场巨大的文化浩劫，使得“二王”真迹几乎全部焚毁，这一中国书法史上的巨大灾难，令人扼腕痛惜！
隋文帝时“尽价购求”，只得到王羲之真书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李世民“用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唐太宗费尽心力收罗王羲之墨迹二千二百九十纸，其后战乱频仍，逐渐毁于战火或历史尘埃之中。北宋时期，王羲之真迹仅存几件。到了乾隆皇帝“三希堂”，只有王珣《伯远帖》为真迹，王羲之《快雪时晴》和王献之《中秋帖》皆为后世临摹本。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上，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巍巍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