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时迁偷鸡》的故事

文\刘名

画家徐悲鸿少年时曾画过一幅《时迁偷鸡》的画作。这幅画虽是未成名之作，然而在徐悲鸿绘画生涯中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鼓上蚤”时迁，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的原创人物，也是梁山108位好汉之一，上应“地贼星”。高唐州人氏，出身盗贼，身手敏捷、胆略过人、有勇有谋、机智心细。因其身量轻盈，能够飞檐走壁，故江湖人称“鼓上蚤”。“蚤”字通“爪”，是指车辐榫入牙中小的一头。“车辐大头名股，蚤为小头，对股言之与人手爪相类，故以蚤为名”，时迁的绰号“鼓上蚤”，是指鼓边上起固定鼓皮作用的铜钉，取其身小而善于钻入的意思，形容其轻功了得，就像鼓上的跳蚤，身轻如燕，行动无声无息。《水浒传》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中对时迁有这般描述：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形容如怪族，行步似飞仙。夜静穿墙过，更深高屋悬。偷营高手客，鼓上蚤时迁。

《时迁偷鸡》的故事讲得是病关索杨雄与拚命三郎石秀结义后，在翠屏山智杀淫僧淫妇，路遇时迁夜掘王坟，三人相约投奔梁山，行至郓州地面，晚上留宿在祝家店。时迁见店中有酒无肉，便偷吃了店家用来打鸣报晓的公鸡，被店家发现不依不饶，一怒之下，石秀火烧祝家店，在逃跑中，时迁因中埋伏而被活捉，这之后就有了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在民间，《时迁偷鸡》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在各种戏曲中被广泛传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徐悲鸿对时迁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初印象与感知既是缘于乡村茶馆前说书人的评说也是缘于乡村舞台上的戏剧画面。小时候凭借孩童好奇贪玩的天性，少年徐悲鸿常到茶馆听人说书，遇上节日，小镇上迎神演戏，他也挤在人群中或趴在树干上，津津有味地观看被搬上舞台的《水浒传》、《岳飞传》、《三国演义》等。评书中和戏剧中人物鲜明的爱憎与“替天行道”英雄行为、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豪迈跌宕侠义精神，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常让徐悲鸿深受感动，以“江南贫侠”、“神州少年”自喻的他，常常怀着崇敬的心情，将戏中的英雄人物默画出来，用剪刀剪下来，贴在竹竿上，与小伙伴们一起举着他们在村里跑来跑去，模仿他们看过的戏，或者在家用桌椅搭戏台，自编自导，用绘画颜料把小伙伴们化扮成戏中角色，一起演起戏来。四邻八舍的乡亲们也常常看孩子自娱自乐的表演，夸悲鸿画得好画得像。

徐悲鸿画技的启蒙与传授都源于他的父亲徐达章。徐达章是当地有名的画师，他的诗、书、画、篆刻都是一方之绝。正是这位不同凡俗的父亲，最早发现了儿子身上潜藏的艺术慧根，言传身教，在自家私塾里，习文又习画，把自己的一身“武艺”悉数传给儿子，成为儿子的第一位艺术启蒙老师，他教给儿子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传承的道德与人品。

父亲对徐悲鸿早期成长的影响十分深刻，尤其是父亲“写实”的绘画艺术观点。在《自述》中，徐悲鸿如此写道：“先君讳达章(清同治己已生)，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虽居穷乡癖壤、又生寒苦之家、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尤为好写人物，自由父母、秭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

正是父亲“一宗造物”写实观的影响，徐悲鸿从学画之初，就对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进行仔细的观察和扎实的写生，打下了中国绘画的坚实基础。奔腾的马、温顺的牛、嬉水的鸭、扑闹的鹅在他的笔下都宛若如生，而他笔下河边浣洗的老婆婆、田间劳作的乡邻、戏台上演艺的人物也都栩栩如生。绘画天才的禀赋，让少年徐悲鸿令人刮目相看。

徐悲鸿的出生地，江苏宜兴，处于沪宁杭三角的中心，因其海陆交通四通八达，自古就具有较为繁茂的商业，较为通畅的信息，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堪称江南的“教授之乡”、“书画之乡”。所以，晚清末年及民国初年，当各种艺术新思潮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临近上海的宜兴总能得风气之先，那时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

1912年的一天，少年徐悲鸿无意中看到《时事新报》上的一则美术征稿启事，性情之下，便斗胆给《时事新报》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时迁偷鸡》。正是这个率性之举，徐悲鸿握住了他绘画人生的第一个机遇。

悲鸿笔下的时迁，双手紧攀横梁、竖眉圆眼八字胡，一腿曲弯一腿平蹬，整个身体与横梁成九十度，把那种“梁上君子”悬空飘逸轻盈的姿态表现的栩栩如生，尤其是时迁面部表情的滑稽可爱，让人过目不忘。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其掌门人张元济，是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这位出生在书香世家的清末进士，在一大堆应稿的画作中，也许是因为画题有趣与众不同，也许是太投眼缘，老先生一眼就相中了徐悲鸿的《时迁偷鸡》，再三观赏，竟然爱不释手。他觉得此画作构图简练、立意新颖，尤其是画中人物姿态夸张、生动鲜活，仿佛从文学作品中跳到了农家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少年画中所透露的极大潜质，所以就大笔一挥，给徐悲鸿评了个二等奖，并把此画在《时事新报》登报发表。之后《时事新报》还邀请徐悲鸿到上海参加颁奖仪式。

尽管这个小小的奖项，在徐悲鸿艺术生涯诸多荣誉中，如沧海一粟，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它却似残夜的一束灯光，点燃、照亮了无名才的才华，激励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少年，有了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与勇气。上海之行也激发了徐悲鸿走出宜兴, 在绘画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的巨大动力。

刘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管理学硕士，高级讲师。就职于徐悲鸿纪念馆，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的秘书。喜欢文字，擅长用文字记录生活感悟，热爱艺术，潜心钻研徐悲鸿艺术研究。现已在《人民艺术》、《美术杂志》、《北京文博》 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