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读懂中国发表时间:2025-09-17 10:18 听大地的声音,写中华的故事 ——再度《乡土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咱中国各行各业、各种人才和渴望成为人才的人才,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之外,也对西方社会科学趋之若鹜,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这个世纪初,什么哲学热、文学热、经济学热、管理学热云云,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个时候,作为小镇青年的我,也知道尼采的《瞧这个人》,也翻过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曾经也试图啃下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还与同学少年感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以上种种都没读懂,甚至没读完,却也时髦了几回。 来到帝都后,接着跟风,开始看人大版的西方经济学、机工版的西方管理科学,光初级经济学著作就买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虽然听人说翻译的都不咋地,我还是都没看完,更是似懂非懂。接着开始追管理学,那曾经是个全民“奔富”的时代,MBA、EMBA、IEMBA是通向成功的金钥匙,北大光华、清华经管、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是全社会金钱、地位的象征。我也想!也是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张口就来,虽然他的《管理实践》至今也没看完,也煞有其事地与人讨论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思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等等等等,全都是囫囵吞枣,不一而终。但对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人和书却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关注,虽然知道“二马”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也听说过当年王小波、李银河夫妇研究的“跨性别”属社会学范畴,以及还抱着猎奇心态,翻阅过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教授的著作(也买过潘老师的大作,不知被谁借阅不还了),知道其更是中国社会学代表性人物,而满脑子充斥“自由”、“民主”、“金钱”、“成功”来自社会底层年轻的我,哪有心思关注“底层社会”呢。 直到那年(不知哪一年)拿到费孝通费老的《乡土中国》,那年的我买的应该是这本书1984年版,也就是这本著作时隔三十七年的再版本。一定是读过,但内容都“还给了费老”,只残存着费老夫人因何而亡的记忆:“二十四年(1935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区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了春天才北返。”原来做学问、搞研究这么苦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啊。这也是很多年前的记忆了。 几天前,偶尔在友人那里看到这2015年版本的《乡土中国》,不知为何那么亲切,于是索要,迫不及待的的翻阅,勾起我以上啰啰嗦嗦的回忆。 《乡土中国》是一本1947年第一次出版的书,乡土,乡土中国,真好!这么棒的名字,至今也不过时。这样称谓中国、修饰中国,再过100年,也不会落伍。人们都说费老最核心、最精准的洞见,就是点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本质。他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首先源于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在传统社会,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农民黏在土地上,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性。”这种依赖不仅塑造了生活方式,更催生了独特的社会结构:以村落为单位的聚居生活,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需要复杂的法律条文,“面对面的社群”里,彼此的言行、品性都藏在众人的眼睛里,“规矩”比“契约”更有约束力,“人情”比“制度”更能解决问题。时至今日,中国还不是吗?只是进化了。 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物理空间上早已从“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农民不再“黏在土地上”,“熟人社会”好像被“陌生人社会”取代,“礼治”似乎也逐渐让位于“法治”。但根植在中国人骨子的东西不会变的,那就是温良中正、自强不息、家国一体、包容守正,否则“国将不国”。 我最早知道费老是在电视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新闻联播主播用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依次读着国家领导人:“fei xiao tong”,一位敦厚长者和蔼可亲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时至今日,重新捧起这本只有78000字的小书,恍如隔世。“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所有十四个章节题目,俨然已经把费老早期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观点都一一呈现,您能想象到这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是如此的通俗易懂,“规模”如此之小吗。这恐怕就是大学问家之所以比绝大多数学问家“大”的缘由吧。 时过境迁,革故鼎新。时代在进步,学术要发展,费老这本书除了是中国社会学的基石之外,还有另一个极具应景的社会意义,就是费老摒弃西方理论套路,通过田野调查提炼本土概念,开创中国社会学“接地气”的研究范式,把“文学(好看)”与“问题(精准)”结合的“相映成趣”。是不是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大调研”有些类似,比较比较,是不是似乎又同工异曲? 作者: 汪礼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