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发表时间:2020-04-07 14:46

袁行霈,字春澍,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学研究》主编。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九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他是文学界的泰斗,满腹经纶,一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剥开历史的文化岩层,于寂寞中探寻文学的要义。他著作等身,成果斐然。作为师者,他率先垂范,提携后辈;作为文人,他清风明月,淡泊名利,有着文人的气节和风骨。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与弘扬者,作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他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明的馈赠”,奉献给世界。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他致力于把文史研究馆建设成名流耆宿汇集之地,使中国的文史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先生的论著理络,一起走近袁行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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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负凌云志


在诗词文籍中长大的少年。1936年袁行霈出生于济南大明湖畔。少年时代先后转辗北京、济南、青岛。父亲是前清的举人,长于诗文书法,后因手颤不能执笔,袁行霈便代父写信札诗文,耳濡目染,记下了大量的诗词典故。他学着吟诗填词,潜移默化中种下了酷爱古典诗文的种子,特别是当接触到东晋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时,袁行霈被陶诗的恬淡朴素深深吸引,甘之若饴地阅读了大量的陶诗,这为他后来研究陶渊明奠定了基础。


当一个人的爱好转化为毕生的抱负时,激发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林庚先生。林庚先生集诗人的气质与学者的襟怀于一身,令袁行霈向往不已。特别是大学时期,袁行霈集中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当袁行霈接触到清人陶澍编的《靖节先生集》时,佩服陶澍治学的严密,但又觉得他过于迂执,直到读了梁启超的《陶渊明》,便如觅到了知音,这本书启发袁行霈从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去看待陶渊明,从此他决心将陶渊明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对象。1957年,袁行霈大学毕业,也许是精神的契合,林庚先生选他当了自己的助教,袁行霈开始了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生涯。


人生繁华淡最真。1958年秋,袁行霈被下放到北京城子煤矿劳动。每天弯着腰在矿下劳动七八个小时,劳动完后再给学生们讲王维。生性乐观豁达的他把这段艰难的岁月当成是磨炼心智的修行,他接触了当地大量的农民,深深被他们的善良朴实打动,更懂得了稼穑之艰。后来他到了江西,也许冥冥之中自有缘分,隔着鄱阳湖,对面就是陶渊明当初做县令的彭泽县。陶渊明的清高及对理想的追求支撑着袁行霈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陶渊明的作品,把这份美好的感觉,化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跨越千年,执礼相见,“以朋友之礼待陶渊明”,并将做学问和做人结合在了一起。


后来的岁月里,他遇到了知识分子最好的时代,在美丽的燕园里教书育人,潜心研究。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袁行霈一脸的波澜不惊,他淡淡地表示: “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我这一生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更没有什么离奇的境遇。”这不正是知识分子最好的状态吗?人生繁华淡为真,如今袁行霈虽然著作等身,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但他清虚澹泊,最在意的却是教师身份。他说,一句“老师”便是最好的称呼。


袁行霈不仅古典文学造诣颇深,谈诗论道,能书善咏,而且在书法研究上也颇有心得,时常临摹观望二王颜柳(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写得一手苍劲隽永的好字。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正面的“录取通知书”五个烫金大字,便是袁行霈的墨宝。上过先生课的学生都说,上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因为一节课下来,满满的黑板都是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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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的生活简单却充满了情趣,这在他的散文中多有表现。在《茶趣》中,他写道:“我总是在写作的间隙,离开那堆已使我疲倦的书籍和稿纸,另找一个清静的去处专心致志地冲一杯茶,慢慢品来。这时除了茶什么也不想,于是从茶中得到一种趣味。”颇有白居易“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的禅境之美,这也正是袁行霈做学问的境界,洒脱恬淡,一切从心出发,看似无为而有为。


袁行霈喜欢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深谙文字奥妙的他认为“音乐始于词尽之处”,有时人类的细微情感可意会难言传,却可以透过音乐来抒发。他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读帖,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相通相映;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徵明的俊逸,往往令袁行霈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常常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


把学术作为一生的志业


苦心孤诣的学术之道。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使袁行霈有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及广阔的事业。他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的研究,兼及中国诗歌史、中国文言小说,并由此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从文学史到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袁行霈和林庚、陈贻焮共同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与了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的编注工作。袁行霈认真阅读作品,辨别各家的不同风格。1962年发表了《杜甫的人格与风格》的论文,1973年参加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小说史》。1977年后,袁行霈选择了一向被学术界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研究课题,将诗歌与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邻近学科沟通起来,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肆意纵横。他将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诗歌艺术》,试图建立以言、意、象、境为核心的中国诗歌艺术理论体系,旁涉哲学、宗教、绘画、音乐等领域,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上论述了屈原等十几位诗人和词人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力求将他们的人格与风格、诗歌主张与诗歌成就、艺术渊源与艺术创新贯通起来,展示中国诗歌之美。1981年,袁行霈开始笺注《陶渊明集》,2001年完成《陶渊明集笺注》。在袁行霈眼里,整理陶集既是工作的必须,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是跟陶渊明这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随后他又写了《和陶诗的文化底蕴》《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等论文,结集为《陶渊明影像》,通过“图像证史”,研究了历代关于陶渊明的画像及其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


1987年,袁行霈出版了《中国文化概论》,在这部书中,他重起炉灶,建构了自己的体系,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又有别于偏重理论的文学概论;既涵盖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又简明扼要且具有理论性。这本书立足于袁行霈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受,用简单明了的文字将自己感受最深、曾经打动他的东西告诉读者。袁行霈很乐意做了一次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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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需要采铜于山。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袁行霈对学术的痴迷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做学术时他一头埋进古字堆里,采铜于山,与古人对话,那好像是一个“场”,外行进不去,内行却沉浸其中,其乐无穷。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袁行霈对做学问的见解也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术研究,要有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有气象的学问格局和视野自然开阔,因而他做学问常常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治学平正通达,思维清通简畅,常常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


他指出研究文学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纵通,即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研究一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启下的发展状况,以此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另一种是横通,将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联系起来,打通其中关节,以期如实、完整而深刻地了解文学发展的规律。他认为,纵通与横通相辅相成,各有各的长处,我们更需要开它几条旁午错出之路,使文学史与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科技史携起手来,共同前进,这样就能四冲八达,无往而不至。


在诗歌研究领域,袁行霈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搜集第一手资料,吸收、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精华,并借鉴外国诗论中适用于中国诗歌的成分,尝试建立一种较系统的诗歌艺术理论,把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四者结合起来,借此打开中国诗歌艺术这座宝库。


袁行霈表示,研究中国文学史,要关注“文学本位”,一个主体(文学创作)两个侧翼(一个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另一个是文学传媒);要有“史学思维”,运用史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文学的现象,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同时还要将文学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上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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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他主张,一是要描述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特别要注意用浓墨重彩描绘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二是要着重描述那些反映中华文明总体面貌的标志性成果,即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成就;三是要力求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做出总体性的描述,力求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


袁行霈强调,中国文化史有时间、地域两个坐标。一方面,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袁行霈希望学术界共同努力,构建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立体模式,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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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燕园真名士


不藉秋风声自远。袁行霈把科研当成一种磨炼,一种修身养性的历程,而把教学当成一种享受。科研时潜心笃志,力致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教学时就能左右逢源,闲庭信步。如今虽然他早已离开了课堂,但在北大的校园里仍然流传着他上课的故事。人们清楚地记得,他的教室通常人满为患,连走廊里都挤满了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袁行霈曾在《我心中的北大》一文中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因为这些光束的撞击而产生的灵感纷至沓来,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连我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


袁行霈的课堂很有爆发力,讲到忘情处,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好像在与古人对话;当讲到某一个诗人的得意之作时,他会动情地吟诵,沉醉其中。他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曾说,先生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他善于用最关键的几句话将每首诗歌的好处点透,又深入细致,让听众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袁行霈的学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表示,跟着先生读博时,组织了一个学术沙龙,每周一次,每次一个下午,每次活动袁行霈带着他的博士生和留学生一起促膝倾谈,“逐条研讨,往复辩难,于一字一句一典故一名物亦不敢苟且”。


北大国学研究院招收培养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博士生,并为他们开设了一门传统文化的通修课程,该课程每学期最后一次课通常由院长袁行霈亲自讲授。在袁先生的主持下,学生们分别报告论文并相互评议,切磋琢磨,俨然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其后袁先生会将学生们的论文逐一评骘,并手书信札一通加以勖勉。袁先生经常教导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做学问要“取精用宏”“盖非宏则无以取其精,非精则难以御其宏”;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应“以文本为基础,考察某一概念范畴则当具备历史眼光,揭示其演变过程,寻绎其内在逻辑”。谆谆亹亹,情溢纸上,成为国学研究院学子们最珍贵的回忆与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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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待人亲和,毫无架子,和学生亦师亦友。他的学生、“全国模范教师”孟二冬病倒在新疆支教的课堂上,袁行霈亲自去北京的医院看望他。孟二冬去世后,袁行霈在《八挽录》里情真意切地写下了追忆文章,眷眷怀顾,殷殷师情。袁行霈在北大执教50余年,桃李满天下。遇到好学之人,他像发现珍宝一样爱惜,他喜欢带领着学生行走在文学古典的丛林里,去寻找文学中的“名胜古迹”,挖掘隐藏在历史烟尘中的人文宝藏。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从2009年秋季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师从袁行霈,先生在北大的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培养代表中国人文精神的人。袁行霈视古人为同道,做学问不是向别人炫耀,而是为了增进个人学养。他收徒有一个原则,那便是看人先看品。他说,研究古代文学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还研究,那有什么意思?看似不经意,却道出了先生学品与人品兼修的治学原则。他表示,人文学科学者的培养,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培养足以代表中国人文精神的人。一要有献身学术、献身祖国的敬业精神,在学术上有大的志气,大的气象,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为祖国服务;二要有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热诚;三要有谦虚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四要有高雅的情趣、清高的态度,潜心学问,不羡慕名利,不随波逐流。我们应当培养那种既专精又渊博的人才,既能有绝招又能在许多相关领域拿得起来的人才。特别是博士生,要建立学术格局,学会做博大精深、堂堂正正的学问。


“出于对跨学科培养的学术要求,国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选题横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文献、历史、哲学与宗教等多个学科。国学院毕业生,主要在科研院校工作,他们在新单位依旧好学深思,积极有为,大多承担骨干教学任务,有的在短时间内被评为教授,成为学术研究骨干,承担重要的科研项目。”袁行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对整个国家文化的流传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者,不遗余力地培养了大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国学无用之大用


为读者提供中华文化的元典。对于国学,有人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国学无用。对此袁行霈坦言,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投资赚钱,它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着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人、其他文明不同的符号,但它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民族的标志、民族的骄傲。传统文化关系到每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尊严感。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一个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占领了,还可以收复;一个民族的文化被人灭绝了,或者被自己抛弃了,则万劫不复!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根,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袁行霈强调。


面对目前出现的“国学热”,袁行霈认为,对待国学应抱着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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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应该具有文化的自信和担当。一个人的格局境界决定他的高度。袁行霈不仅把教学和学术科研作为自己的本分,更把弘扬国学作为自己的使命。他说,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首先,当代的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担任起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应当自觉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研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其次,当代的国学应当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再次,当代的国学应当注意普及,在人民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袁行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肩负着“走出去”的历史使命,要以主动的姿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真诚地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有着君子之风的大先生袁行霈,对自我要求严格,对学子和后辈真挚仁厚。他慢慢地退后,将舞台让给后辈,然而不藉秋风声自远,思想的深邃、学识的精博,正是袁行霈多年潜心钻研的厚积薄发。对先生来说,文学如同输入脉管的血,他以书为原点,在阅读、教学、研究与著作中飞马扬鞭,激扬岁月;他的笔端饱蘸着生命的激情,他的见解独特而富含哲理,如同暮鼓晨钟绵长悠远,他的著述是当代有志于文学的学子的引路木铎。袁行霈微笑着,带着文化传承的使命、阅尽千帆的淡泊,欣慰地把一代一代新人引向了文学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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