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走两会——访全国政协委员侯建明

编者按：这次疫情，让全国人民对“保护医务人员，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句话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白衣战士们舍生忘死，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疫情不退，我们不退”的承诺，用健康换取健康，用生命守护生命，以医者仁心诠释了责任担当，多年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在共同的灾难和悲壮的救治里，得到前所未有的缓和。医护人员被奉为天使，被称为英雄。然而就在四月份，疫情还尚未结束，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的口腔科就又发生了患者“带刀医闹”事件。因此，疫情以后，医务人员除了被称赞，还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侯建明，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福建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琼：您如何看待2019年12月25日，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患者家属残忍杀害，而患者家属“不道歉，无愧疚”的态度？

侯建明：这件事令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跌至冰点，《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医院正式被列入公共场所范围，使治安主体从“保安”上升到“公安”，司法机关有了介入医疗纠纷的权力。这是对“医闹”事件的正式立法禁止，是对涉医违法行为打击处理力度的加强。

陈琼：2020年1月20日，《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落地的余声犹在耳边，北京朝阳医院竟又发生一起恶性伤医事件，眼科医生陶勇被患者用菜刀追砍，致其颅脑外伤、大量失血、神经肌肉断裂，命悬一线。2020年1月，大批医护人员连夜奔赴湖北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却还有患者或其家属殴打医生、抓扯防护服，向医务人员吐口水的恶性事件。对于频繁发生的对于医务工作者的恶性伤害、暴力事件，您有什么建议？

侯建明：我有以下建议——首先，降低“医闹”群体的入罪门槛。近年来，医患纠纷频频发生，恶性暴力伤医、杀医事件更愈演愈烈。而部分医疗机构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赔钱道歉，更是纵容了“医闹”行为，使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把“医闹”当作解决医患纠纷、发泄对医院不满的捷径。尽管我国《国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指出“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但对于医闹群体入罪时机和打击措施未做具体阐述。

我国的法律条款设置以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因此，刑法立法多遵从与非犯罪化和轻刑罚化。目前只有当医务人员遭遇到“多次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工作无法继续、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等情节严重的“医闹”行为，执法部门才依据《刑法》中相关规定对医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但此时对于施暴者的追究刑罚，已经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受到的严重伤害和损失，甚至发生死、伤等难以挽回的惨痛结局，因此应该将扰乱社会秩序、违法犯罪的医闹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才能更好地震慑“医闹”群体，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因此，建议对于扰乱医疗工作秩序，有暴力、过激倾向的医闹行为，一旦发生，即从重入刑。

二、我国法律条款有必要明确医闹行为的具体定义和划分，避免出现定罪困难、降级追责。

自2015年以来，《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正式入刑，但《刑法》中涉及到的医闹行为主要为聚众滋扰、扰乱社会秩序、故意伤人、故意杀人等。众所周知，“医闹”的范畴绝不仅限于上述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发生的医闹行为行为中，除了暴力伤害行为之外，还有约60%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语言暴力，7.9%的施暴者采用拉横幅、摆花圈、逼迫医生下跪等方式进行伤害和侮辱，2-3.8%表现为跟踪、尾随和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上述行为多在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存在施暴未遂情况，就有可能因为法律践行困难和条款漏洞，而令施暴者免于定罪或降级处理。让“医闹”团体更加有恃无恐，造成对医务人员的二次滋扰和伤害，甚至让言语暴力进阶为肢体暴力行为。因此，应当在涉及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和刑法中明确医闹性质和行为，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只考虑是否造成伤害结果。对于存在暴力倾向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情节严重者按既遂处理。

三、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暴力风险评估，先安检后就医。

医疗机构虽然属于公共场所，但有其特殊性。首先，许多患者和家属存在不安、焦虑、绝望等不良情绪，易激惹而转化为暴力行为。其次，医疗机构人群密集、鱼龙混杂，医生办公室、诊室狭小，多数情况只有一个出口，发生暴力事件时无法紧急逃生。第三，在医疗工作中，一个医生或护士常常要面对多个患者甚至多个家庭，冲突发生时势单力薄，自保能力弱。因此，有必要在就医前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暴力风险评估。遇到情绪激动、有药物滥用史、有心理疾病、曾发生与医务人员口角争执者，建议及时安抚、将不良情绪遏制在萌芽阶段；定点增加保安，监控整个就医过程。医疗机构还应设置安检设施，防止武器被带入医院，从而提高医疗场所安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致命暴力事件。

四、引导患者及家属，在纠纷发生时，以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现阶段多数患者及家属不了解有关医疗纠纷的司法程序，误认为其中涉及部门多、审理过程复杂、经济能力难以支撑，导致维权困难转而通过暴力伤医行为泄愤。因此，有关法律条文和司法流程的普及十分重要。简化诉讼、仲裁等司法程序、将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过程标准化、透明化，为患方提供法律援助，都有助于鼓励其在对医疗行为存在异议时，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采取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减少暴力泄愤事件。

医护群体在这次疫情面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虽然近些年来曾被伤了无数次的心，可在国难面前，在他人生死安危面前，他们仍充分体现了医者仁心和家国情怀，号召全社会尊医重卫固然重要，但更应该修法立规，提高医闹违法成本，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为他们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良好工作环境。

陈琼：关于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改革您有什么看法？

侯建明：近年来，尽管社会对优秀医学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高等医学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却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的“滑坡”。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的执业医师通过率仅仅20-25%。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支持、政府投入有待提高之外，还需从高等学府的人才培养制度中深刻反思。

陈琼：那针对现存的教育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侯建明：一、医学院校与综合院校分离，专业课程结构单一。

我国医学教育院校的课程体系多数是“以学科为中心”，内容专业性强，缺乏多样性，容易造成与“文、理、工”等非医学学科的割裂与壁垒。同时受制于师资和专业结构限制，医学院校的选修课也几乎都与医学相关，群体知识结构雷同，个体学科基础薄弱，容易导致医学生整体观念不足、学术视野狭窄等。难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二、缺乏人文素养培养

强势的科技发展使得医学的治疗价值与人文属性日益分离，“医者仁心”逐渐被“工具理性”所替代，医疗仪器设备成为横越在患者与医生之间冰冷的高墙，医患关系渐行渐远。尽管现如今的医学院校在思想层面都强调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但受制于师资配备和课程学时分配，大多流于形式。我国医患关系愈加紧张,“伤医、杀医”的恶性医闹事件屡见不鲜。医学的人文和社会属性亟需进一步被重视和反思。

三、重临床轻预防，导致公共卫生人才大量流失。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在预警发布机制、防控措施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存在多方面短板。我国每年培养公共卫生专业本科生仅7000人左右，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而公卫体系盈利小、支出大，且专业人员薪资微薄、社会地位偏低，导致公卫人才相继流失。继而出现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高考分数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公卫学生整体素质不高，学科发展继续弱化。医学教育中缺乏对预防医学的重视，使非公卫专业的医学生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掌握仅限于应付考试。以至于高素质公卫人才培养乏力；很多公共卫生专科学生缺乏学习动力等。

针对上述问题，为响应“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加快医学教育改革，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的医学人才，提出以下建议：

一、医、工、生融合，探索医学教育新模式。

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大多数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有利于建构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医学生更全面地思考问题。随着转化医学的兴起，医学与工程学、生物学的融合贯通备受重视，只有将临床医学与生物工程技术有机互通，才能不断推进生物医学工程未来的创新发展，将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治病救人的医疗技术。而学科融合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科合并，需要多学科教学体系的沟通融合，建议：1）通过实验室、小组活动、特色课程等方式将理科、工科、医科等相互割裂的学科整合起来，形成知识融合、相互协调的新型课程。2）当下稀缺具有医工交叉学科背景的教师队伍，无法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应从教师队伍针对学科融合的教学理念、教学能力、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改革，保证高质量的教学资源。

二、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培养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

医学的特殊性决定医学人才成长既具备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更具有其特殊性。医学以人体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诊治手段又效力于人的生命。医学人才在学医和行医过程中应兼顾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而医学高等院校对医学生有效的人文教育熏陶，是其日后行医时对患者有充分的人文关怀释放的重要保证。因此，医学院校应当配备专业的医学人文教育师资队伍，树立医学生“以人为本”的理念，培育其人文精神。其次，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多局限于理论课程，难以激发医学生对患者产生共情。因此建议在医学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文教育实践课程，包括“模拟医患”的小组情景实践，组织医学生参与义诊、送药、助老、爱老等公益活动，通过切身实践具化职业道德，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第三，医学院校注重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但医患沟通鲜有课程涉及。如今医患关系如履薄冰，除了与人文关怀不足、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之外，还与患者的医学知识背景缺乏，接收医学信息与医者存在差异有关。这就要求医学生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还要在行医过程中具备高情商，以及出色的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让患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病情。

三、重视非公卫专业的公共卫生素养培养。

中国公共卫生人才严重紧缺，特别是具有应急事件应对能力的高水平公共卫生专家。而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只有具备扎实的临床医学基础，才能对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及时预警和判断。随着社会疾病谱改变，预防和保健的地位在健康管理中日渐提高。然而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学院的大学仅有80余家，远远无法满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科研任务的需求。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教学与科研并重，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非预防医学专业的医学生也应该认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鼓励高校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增加预防医学的比重，提升到与内、外、妇、儿等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将预防医学的授课时间提前到步入临床实习之前，以便于医学生在临床见习、实习中对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加深理解。并增设预防医学的实践课程，利用社区医疗卫生资源开展预防医学现场教学，树立医学生公共卫生医学观念。

四、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助力医学人才培养。

目前的医学院仍主要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授课方法。尽管随着科技发展，教学手段逐渐加入多媒体技术。但仍不乏教授对着授课幻灯片逐字朗读、照本宣科的“水课”情况，不仅课堂质量不高，也难以激发医学生的学习热情。大多数的高校教学模式均难以发挥多媒体教学的真正优势。而随着大数据和信息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智慧医疗。在医学教育中利用能工智能，不仅可以实现线上线下的教学结合，节约教育成本。并能实现基础医学图像化、技能操作视频化，通过数字化技术全息模拟分子运动、器官病变、技能操作、手术过程展示,最大限度地解决临床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匀与教学不同质等问题,提升教学质量。

陈琼：长期以来，罕见病治疗和患者生活保障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盲点，然而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亿人患有罕见病，已知的罕见病种类超过7000种，我国的罕见病诊治现状不容乐观，您能总结一下具体存在的问题吗？

侯建明：一、目前我国对于罕见病的整体诊疗能力不足，就诊信息碎片化。

我国多数医疗结构对罕见病的研究起步晚、认识不足，导致只有极少类的罕见病在中国能有权威的诊疗医生和专门的罕见病门诊，且具备上述条件的医疗机构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但这些地方的三甲医院门诊量极大，普通患者尚且一号难求，更遑论罕见病患者。

据报道，溶酶体贮积症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组可诊可治的罕见病，然而该病仍有50%的漏诊率，70%的患者需要多次往返数家医院才能得到确切的诊治。许多人从边远山区到大城市，花上几个月时间都挂不上号，高昂的车旅费和后续的治疗费用都令患者及其家庭倍感压力。

我国罕见病诊治水平不均，导致基层罕见病患者的误诊、漏诊率极高。同时，由于这部分患者的多次往复求医、四处转诊，造成患者临床资料、家族发病情况、基因检测、用药转归等数据的碎片化，不利于医疗研究资料的收集和药物研发的开展。难以实现罕见病治疗药物研发水平的持续提高。

二、大多数罕见病无药可医，无钱可医。

据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的统计数据显示：51%的罕见病患者确诊花费至少1年时间；31%的罕见病确诊可能需要花费1至3年时间；15%的罕见病甚至需要5年以上时间最终确诊。即使诊断明确，亦只有5%的已知罕见病有明确治疗方法。尽管这些罕见病在国外已经有药可治，但由于政策原因，有些药物还没有进入国内市场，国内患者只能望洋兴叹。而罕见病的治疗药物价格高昂，比如治疗戈谢病的药物 “思而赞”在中国每个患者平均每年需要200万人民币的药费，并且需要终身服药。这令大部分罕见病患者无力承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比比皆是，患者及家庭都担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三、罕见病用药的医保覆盖范围窄。

目前我国销主要通过医保支付、大病医保保险以及临床急需药品的管理办法等渠道来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但由于医保目录内的罕见病药品种类少, 尚不能满足大多数患者的用药需求。另一方向，据不完全统计，罕见病的药物市场中未上市或者未审批的药物使用费用接近医保内药品总费用的8%，将罕见病药物悉数纳入医保无疑是对医保基金的巨大冲击和挑战。而社会缺乏对罕见病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罕见病专项基金、企业资助以及民间慈善捐赠资源有限，难以在患者用药负担问题上提供更多帮助。现阶段，单纯的医保报销途径显然难以完全解决罕见病用药支付问题，需要更多渠道的补助机制。

尽管罕见病的诊治现状严峻，其并非不可防控、不可治疗。为控制我国罕见病的发病风险、提高我国罕见病的诊治水平，从而惠及更多的罕见病患者，我建议：

一、加强全国诊疗协作，实现罕见病的分级诊疗和远程信息互通。

针对罕见病的诊治难度大、疾病人群分散、诊疗水平不均等问题，构建全国范围内的罕见病诊治平台，推进各地区不同级别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建议各地中心医院尽快设立罕见病专科门诊，由多学科、跨专业参与协作会诊，提高临床中罕见病的规范化诊疗水平，并落实和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罕见病随诊能力。对疑似患者应尽快转诊至高水平医院专科门诊，确保患者得到及时、高效的诊治。而对于诊断明确、用药周期短且固定的罕见病患者，应允许其在相应的基层医院接受随诊和用药，既避免患者的往返奔波，还能减少国家医保和患者共同的经济负担。

此外，患者在多家医院的反复奔走求医，势必造成医疗资料不同程度的缺失，不利于其后续的诊疗。而罕见病的临床数据缺乏, 亦加剧疾病研究及开发新药和新卫生技术的困境。因此，建议加快脚步实现罕见病患者信息电子化和全国联网，有助于构建完整的临床资料和基因库，提高罕见病的诊断效率和技术干预水平，并实现就诊信息在各医疗机构的线上互通，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简化就医流程，缓解罕见病患者的就医压力。

二、加大医保对罕见病的投入和覆盖，在此基础上，多种途径并举，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罕见病保障体系。

日前，国家已经出台第一批121种罕见病目录，其中已有53种疾病在全球范围拥有治疗药物（“孤儿药”），在中国上市的则不到一半。由于国内罕见病原研药物仍属起步阶段，绝大多数药物需要通过进口，所以治疗的药物价格自然异常昂贵。为减轻医保和患者的经济负担，针对可防治罕见病种的治疗药物或亟需国外进口的孤儿药应适当减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满足部分罕见病患者的用药需求。

高额的医药费用令绝大多数的罕见病患者无法负担和坚持长期治疗。而罕见病若未得到及时治疗的，其高致死和致残的风险又进一步加据患者家庭的贫困。据不完全统计， 49.2%的罕见病患者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却需要支付人均约67528.77元的医疗费用；其中完全自费部分占总医疗支出的85.7%，占家庭年收入的57.2%-72.2%。目前多地区已陆续将部分罕见病纳入医疗基本保障体系，但涵盖范围和支付力度有限，难以满足罕见病孤儿药的治疗需求，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提高罕见病药物的医疗保障报销比例。与此同时，应当呼吁各种形式的社会救助、慈善捐赠等社会集资形势，缓解政府公费医保的财政负担。鼓励和落实罕见病商业保险产品的推出，多方支付，共同减轻罕见病患者的费用负担。

三、重视罕见病的预防和筛查。

鉴于85%的罕见病都与遗传因素有关，孕前和产前的筛查有助于阻断致病基因的传递，降低遗传性疾病发病率和出生缺陷，是预防罕见病的关键环节。对于有生育要求的罕见病患者，产前基因检测可能为其提供具体可行的指导意见，有助于生育健康后代。而罕见病患者分布散、对疾病认知不足，在信息不发达地区甚至出现家族性聚集发病，给家族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负担。因此，应当在民众中加强罕见病的知识宣教，强调和普及产前筛查的必要性，并加强我国医务人员在遗传咨询方面的培训，避免罕见病的悲剧代代重演。

罕见病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亦是我国医学和社会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有政府、民众、医生和患者的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最大力度地与罕见病抗衡，实现防治上的突破。

陈琼：多年来，骨质疏松症因其高致残率、死亡率却缺乏典型的预警症状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然而大多数国人对该病的认知却停留在“只知其名，不知其理”的层面，预防和诊治效果不容乐观。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侯建明：一、加强全民骨骼健康教育宣教。

普通民众对疾病危害的认识不够，一些慢性病患者主观上觉得无不适症状即无需就诊，更加无法做到疾病的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一旦出现问题，疾病往往已经发展到后期，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对临床治疗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现阶段亟需提高全民的骨骼健康意识。采用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专家讲座、互联网科普、义诊活动等），结合“骨质疏松”主题宣传日，提高骨质疏松症和骨骼健康的知晓率；协助推行社区分级诊疗，落实基层慢病防治计划，提高社区居民骨骼健康意识。并可以通过骨骼健康知识科普，引导群众可通过戒烟限酒、适当增加摄入奶制品等高含钙食物、负重体育锻炼等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升骨骼强健度，一定程度上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二、重视骨质疏松症的规范化诊疗。

骨质疏松症作为一种疾病概念被提出始于上世纪50年代。相较于其他慢性病而言，是较为年轻的疾病概念。尽管近20年来，有关其流行病学调研、病理生理研究、骨量测定技术等方面研究的持续发展，使医学界和公众对骨质疏松症诊疗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骨骼健康和个体化防治方面仍待改善。规范化的诊疗对骨质疏松而言，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最有力保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和地方先后发布有关骨质疏松症诊疗的指南逾1000件。其中属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NOF)指南和欧洲地区的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指南最具影响力。我国修订的骨质疏松症相关指南亦不同程度借鉴二者的诊疗规范，却缺乏国人的临床试验数据、骨折风险评估和用药剂量个体化等数据。日本指南中阿伦膦酸盐治疗剂量为引入的欧美剂量之半就是本土化治疗的先例。因此，指南的本土化是必然要克服的问题，并基于国人数据，制定适合我国的风险评估工具。在此基础上，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将规范化、同质化的诊疗推行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全骨质疏松的慢病防控体系。

三、重视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心理健康评估

根据长期研究结果证实，慢性躯体疾病容易并发抑郁情绪与焦虑障碍情绪。在调查神经内科卒中患者的时候发现，伴有抑郁患者的比重超过一半。合并情感障碍容易使冠心病患者发生心律失常和心肌缺血的风险增加，高血压与糖尿病患者更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由于长期疼痛、活动受限，同样会导致患者出现失眠、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改变。一旦发生骨折，更会因为肢体功能障碍的加重和生活质量的进一步下降而发生或加重心理问题。甚至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使其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机体活动能力明显下降，发生死亡与自杀的风险显著提高。因此，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患者的精神与心理因素影响，从而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质量、康复效果和预后效果。

四、逐步构建配备完善的骨质疏松疾病防治体系

现下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知识尚未普及，部分基层医务人员对该病的防治意识薄弱。大量骨质疏松症患者和高危人群得不到及时、有效、长期的干预和治疗。骨质疏松症的防治现状不容乐观。政府要高度重视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工作，统筹各方资源，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全社会的整体慢病防治体系。优化整合卫生资源配置，参考其他慢病“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明确不同级医疗机构的诊疗分工，建立符合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骨骼健康管理模式。将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预防筛查、健康宣教、疾病建档下沉基层，并加大力度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全面提高基层人员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落实和推进骨质疏松社区管理模式的建设，有助于细化对骨松早期筛查的指导和脆性骨折高危人群的管理和预防。最终提高骨质疏松症患者的对骨骼健康的认知，提高疾病的检出率、治疗率，保障骨质疏松患者长期医疗健康指导。

五、加强疫情期间的慢病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中，患者的平均年龄较大、老年人居多，既往病史中，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等慢性基础病的比例很高。而对于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管理的患者来说，按时、规范用药是当务之重。针对疫情慢病患者的管理，为避免交叉感染又不因疫情耽误其他疾病的正常治疗，建议加强互联网医疗，适当降低准入门槛，提倡网络咨询，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患者就近到社区医院就诊，既能降低感染风险、避免交叉感染，又可以减轻医疗资源压力。

文字编辑：陈琼 朱嘉琪